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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任天的艺术人生
杨夫林
    我的家乡浙江诸暨,在元明两朝,曾出现过王冕、杨维桢和陈洪绶三位伟大的艺术家。王冕是元代一位通儒,博学多闻,同时又是著名画家、诗人和篆刻家,尤以画梅著称,他画的墨梅简练洒脱,别具一格,故宫等多家重要博物馆均藏有他不朽的传世名作。杨维桢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、文学家、书画家和戏曲家,在多个艺术领域造诣极高,尤其是他的诗文,标新立异,被誉为“一代诗宗”、“诗坛领袖”,因“诗名擅一时,号铁崖体”,在元末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。陈洪绶是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、诗人,历代评其人物画成就为最,称“力量气局,超拔磊落,在仇(英)、唐(寅)之上,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”。王冕、杨维桢和陈洪绶对后世的文学及书画艺术发展影响深远。历史延续,自清代至近现代的几百年间,诸暨又出了一位出类拔萃,才智超群的艺术家余任天,其诗书画印俱全,人称“通才”,为人推重和敬佩。
    20世纪画坛巨匠潘天寿曾在《东南日报》上撰文揄扬余任天,称余任天诗书画印为“四绝”;书界泰斗沙孟海说得更为精僻,他盛赞余任天诗书画印是“四绝压群伦”。诚然,在近现代艺术史上,能称得上“四绝”的艺术家寥若晨星,实属鲜见。
    余任天艺术“四绝”之中首推他的绘画。他画山水,画花鸟,也画人物,以山水为最。他的画在不同时期风格有别。早期作品多以写实为主,注重用笔,画的是小写意一路。我藏有一帧他27岁时与人合画的作品,余任天在此幅由他人作写生肖像的画上补了大片山水秋景。其实,如若移去画面上的人物肖像,这无疑是一幅完整而又精彩的山水画作,其构图顶天立地,点线密集,行笔流畅,墨彩交融,达到了小写意所具有的滋润典雅,清新灵动之美感。步入中晚年后,余任天画风转为大写意,所画笔法豪放多变,笔墨沉雄厚重,大气磅礴,不雕不饰,极具自由随性的特点。他画的巨帧大作更见气势,而且这类作品多置放于重要场所。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曾悬挂有两幅巨幅国画,一幅为潘天寿的《映日荷花别样红》,另一幅就是余任天的巨幅山水《富春江严陵濑钓台》,画于1962年,上世纪90年代初,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重新装修之际,根据浙江省政府意见,两幅作品均由浙江博物馆入馆收藏。除山水外,余任天画的花鸟、人物,一样生机盎然,自成天趣,尤其他画过无数梅花,每画用笔老辣苍拙,风神绝妙,画出了梅花简雅俊逸,冰清玉洁的品格,这从我藏的两帧墨梅图轴中即可略见一斑。
    余任天的书法有很深的传统功力,又有自己独特的精神风貌。他虽以画家名世,却一生浸润书法,在书法道路上,孜孜探求,锲而不舍,为书坛别开生面。早年他临帖临碑,学书全面。学秦篆,学汉隶,学魏碑,学颜真卿大楷,其时所书隽逸洒脱、苍劲峻秀、刚柔相济。中年以后书风有变,尤其到了他的晚年,或因目疾加深,书法由正书完全转为草书。所作奇逸恣纵,气势恢宏,以至渐入人书俱老的境地。他的书法格局之大,极富生命力。我藏有他晚年的两幅书法作品,都为自作诗文,所书无不如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,无迟纯呆板笔墨,写得奔放畅达,跌宕奇肆,十分精彩。
    余任天的篆刻,其实不输他的绘画和书法。他精研汉隶玺印,功力极深。40岁时,曾拜邓散木为师。他治印,自出机杼,熔入汉印,奏刀似笔,气势奔放泼辣,所刻之印往往是布局灵动,野趣盎然,自成一家。1946年,他把自己的书室也取名为“归汉室”,并刻有一印,足见其对篆刻艺术的倾注之情。潘天寿特别赏识余任天的篆刻成就,认为他的金石功夫,是独步当今印坛。潘先生对治印要求很严,而且自己也刻印,功力不凡,但他多次请余任天为自己篆刻印章,数量多达37枚。
    除书、画和篆刻之外,余任天还喜作诗词。他的诗,根底深厚。有资料记载,余任天17岁就开始写诗,以李太白为宗,作诗清新自然,质朴率真。平日他作书或画中题跋,多系自作诗词,诗书娴雅,通达晓畅,气韵生动。在我收藏的其中一帧梅花图轴上,他自题诗曰:“岁岁春光纸上来,孤山梅萼也应开;人人喜气迎佳节,画就诗成不用催”。感物抒怀,妙语天然,将诗书画融为一体,以见其真性情。余任天一生作诗达两千余首,有《归汉室诗钞》存世。
    余任天作为一位艺术全才,他的成功与其质朴的为人品格密不可分,在他身上,体现的是人品即艺品。他喜欢平平淡淡的生活,为人处事低调,并常常谦逊地说:“我是草野村夫,浅陋得很。”又说:“人不可无倔强之性,不然则懦弱谄媚矣,书画上尤须有倔强之气,异于流俗。倔强之气,即创造精神也。”因此,在他一生,不求闻达,更不趋炎附势,只埋头做自己之事,画画写字刻印作诗,着实一辈子,令人敬佩不已。有几件事很值得在此提提。当时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,请余任天去美院任教,但被他推辞了。余潘俩人关系甚密,此不知何故,不得而知。也有说是当时余任天家庭负担过重,若去美院任教,多少会影响他平时鬻画收入,但这也仅是个传说。上世纪70年代,上海著名画家程十发来杭州,希望约见余任天,但余以“他是大名家,我是草芥之人”给婉拒了。也是同一时期,赵朴初先生来杭州,并约定在大华饭店与余任天相见,余对来接他的时任浙江省文化厅艺术顾问沈祖安说:“送赵朴初先生一张画吧,就不见面了。”赵朴初和余任天最终没能见上面。1979年,中国现代艺术大师刘海粟托人向余任天讨画,并表示用自己的画作交換,但同样被余任天拒绝,余说:“草野之作,不登大雅之堂。”次年,即1980年,刘海粟来杭州参加西冷书画院成立活动,再请余任天去他寓所作客,又被余婉言相拒,起先说眼睛不好,行动不便。刘海粟说用车来接他,他又说:“草芥之人,不习惯应酬。”余任天的性格确实难免迂了点,但一而再的相拒,倒让刘海粟对他肃然起敬。之后,刘海粟出人意外地为这位未能谋上面的余任天撰写了一篇《余任天留给我的印象》,发表在1986年3月26日的《西冷艺报》上,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,其时已是余任天去世两年之后。刘海粟这样评余任天:“余任天是一位艺术上造诣极高,在文学上也有修养的人。他的作品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人。他是从4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这三十年间,中国民间画家中的杰出代表。”余任天的艺术得到社会肯定,赢得人们对他的仰慕和敬重,他的艺品和人品一样,堪称双绝。
    余任天,字天庐。1908年11月9日出生在诸暨浬浦镇一个私塾教师之家,自小喜欢写字画画,1924年求学于浙江美术专门学校,后因家境贫寒,仅在校读了两年半后中途辍学回乡务农。不久父亲去世,为了生计,他四处奔波,历经坎坷,先后在诸暨、萧山、嵊县和杭州等地中小学做美术教师,历时近二十年。教学之余,他将精力倾注在书画学习与创作上。直至1945后,余任天定居杭州,就职于省立西湖博物馆(今浙江博物馆)。20世纪50年代初,余任天在西子湖畔设立金石书画工作室,并在之后的数十年间,他以旺盛的热情和精力,研习书画及篆刻艺术。尤其在这一时期,他与黄宾虹、潘天寿、张宗祥等书画艺术家真诚交往,共同切磋技艺,在艺术创作上发生了惊人变化,终于一跃成为浙江现代美术史上诗书画印兼擅的艺术大家,以及新浙派绘画的重要奠基人之一。著名教授、书画家陆抑非先生生前曾说:“余任天是杰出的,可以说,浙江在黄宾虹之后,尚无人出其右。”这是陆先生对余任天的真实评价。1984年3月2日,余任天溘然长逝。为纪念这位深受人们热爱的艺术家,次年,西冷印社、浙江美术学院等联合举办余任天金石书画遗作展,盛况空前。余任天生前曾任西冷印社社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杭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杭州逸仙书画社社长、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。2001年,国家文物局将余任天的书画作品列入保护名单,限制出境。
    如今,余任天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有三十三年了,但他的艺术,他的精神,他为人的品格,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世界,并将永远与世长存。
2017年9月28日写于奥克兰

    
    
    
    
    

     
   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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